张艺谋超生事件几问—— 评张艺谋超生

围绕张艺谋生几个小孩是人权还是特权的争论，虽然总体上舆论有比较正确的倾向，但有些问题还是含糊不清。这也不奇怪，价值观从来清晰、明了，高呼口号是容易的，但社会却复杂多变，从价值观到社会现实，从来都有一个变形、磨合、推理的过程。

为了更清晰的阐述，我就不管行文的流畅，采用问题的形式。

第一：声援谁？或者说，冲突发生在谁与谁之间？

和大多数人想的不同，从来没有所谓张艺谋与当地计生部门的冲突与对立。从张艺谋方面来看，做出了声明，第一个孩子是近视，所以可以生第二个，而现在有了单独新政，所以可以生第三个，没有违背政策。换言之，他的表态，认同计生政策。当地计生部门方面，即使到现在，除了反复说找不到以外，也没放出啥狠话，做出啥实质性的行为来。可以说，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为了张导，挨尽骂名，可谓委曲求全。总体上看，双方还算默契，目的就是弱化舆论，混过去了事。

真正产生矛盾的是媒体舆论与张艺谋之间。所以，声援张艺谋反抗计生部门，即使从形式上也不成立，声援他的对抗，那就无从谈起。至于实质上，下文再谈。

第二：是人权还是特权？

人权是价值观概念，而特权描述的是真实社会中的权利的实施、分布状态。特权二字，从来都是一个描述相对状态的词。

特权是在承认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的一个相对性的描述。这个描述不但包含绝对性描述（人权），也包含了相对性描述（特权），是一个更多信息量的描述，必然更接近真实而复杂的社会。

既然如此，那么绝对性（人权）显然就不可能否定掉相对性（人权）的描述。比如，我说“万绿丛中一点红”，反对者不能用“那是红色来驳斥”。前者不但包括颜色的描述，也包括相对状态的描述，是个更多信息量的描述.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是人权，但也是特权。特权与人权并不矛盾。用人权来否定特权，是错误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头说，价值观简单明了，宣诵起来是容易的，但在社会事实中使用价值观，却需要一番推理与思量。

第三：如何得到特权?或者，身份是什么？

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他是如何得到这个特权的呢？有人说，张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制订者与执行者，也没有参与体制内分肥，所以，即使获得了特权，也只该被视为公民的一种消极逃避而已，也该支持。

这种说法接近问题的关键，即张艺谋如何取得特权。换个角度，即是他的身份问题：是一个体制外的成功导演与商人，还是与体制绑定、从体制分肉吃的人。

张艺谋是体制内导演，曾经担任政协委员，政协虽然不能说体制内，但肯定是合作者。某种程度上，张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美学与价值观的宣传者，在《英雄》中，“秦王为天下”，“剑侠无名”被万箭穿心也是值得的。除了这些，从当地计生部门找不到，到体制内的电影制片厂无动于衷、驱逐记者，都暗示着张的身份。

当然，即便这样，如有些人所言，他没有具体参与计生部门的任何工作。那么设想一个场景，强拆的不是计生政策的执行者，计生的不是强拆的执行者。强拆的不去拆计生的房，计生的不去管强拆的娃。相互交换，相互给予特权，是否就都变成了值得声援的英雄呢？显然，问题不在于是否具体参与，而在于是否依附、赞同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成功人士的社会资源远超过普通老百姓。到了张艺谋这个层面，饭局上攀攀关系，寻到一个相关部门的宽松处置，甚至相关部门的委曲求全，自是不难，归根到底还是千丝万缕的权力网络在起作用——不管是本身的还“租”来的。从这个意义上，张艺谋超生的问题，不在于多生孩子，而在于权力的庇护。

其实，不管那么多，只要张在声明中说一句，生育是公民的权利，以上推论全部打翻，所有骂声都会变成赞美。但是，这种与体制决裂的举动会发生吗？所以，我们支持杨支柱，因为他明确反对，而不是勾兑。(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