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太阳》上映 杨亚洲：和倪萍在一起我很知足(2)

记者：影片倪萍有大段落特写镜头的独白，有评论提出您有意为主旋律说教。

杨亚洲：这段我特别有心得。这些段落更像现代的链接，比如倪萍那段话最忌讳的话，领导看了都有这种担心，在拍摄过场中，我不是被动地拿上去的，我不是被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真心拿上去了。

记者：把命题作品拍好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大太阳》的难度在哪里？和你最后欲罢不能的快感在哪里？

杨亚洲：命题作文的创作空间小，投资者向我要的东西太多，长影要振兴，政府要喜欢，还有一个票房的尝试，国际电影节上要走一回。如果钱多一点，没有那么多要求，兴许会更好，如果这次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是中国主旋律影片的一次突破。然而，现实生活给出的空间和宽度真的非常大，怎么样拍出他们的欢乐，那些流泪的人有笑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浪漫我怎样来表现，我们必须要融入生活中去，才能为自己找到答案。

现在懂表演的导演太少

记者：你是一个诠释中国小人物的高手，你这样关怀小人物的根基是什么？

杨亚洲：这是一个幸福观的问题。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脉搏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看着这样的生活我能踏实，有灵魂。我当年拍《泥鳅也是鱼》讲农民工的故事，当年他们还叫民工，他们有两亿多人，我们写他们的作品有几部？在我这些年的创作过程中，中国电影已经开始票房至上了。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说，民工们都不看电影，我犹豫了，还拍不拍？但是我真正走近民工，走进他们的生活，越了解他们却越想拍越不敢拍了，我的原则是不能背离真实，不拍真实自己肯定不喜欢，两个原因几乎让我放弃，民工不看，其他人不关心民工，党和政府不高兴怎么办，这么多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睡不着觉，因为你越深入下去，他们在自己心里扎得越深，最后我想，爱看不看，就算没有人看没有票房，我也要拍。

记者：你观察生活的习惯是天生的？

杨亚洲：现在懂表演的导演太少了，我是演员出身，去看、去听、去接触。这是一种职业习惯，我至今仍然受益于这样的习惯。

记者：感恩是艺术家崇高的使命和责任，你的作品都有感恩的主题，艺术家不感恩，没有感恩的心拍不成小人物？

杨亚洲：我偏爱平民题材，偏爱他们是因为我看得见摸得着他们，他们才是生活的主流，我偏爱他们是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偏爱普通人，小人物不“装蒜”。只有拍他们，艺术生命力最长、艺术感染力也最强，所以我拍他们心里有底，有拍的冲动，有了他们才是生活，有什么理由不感恩？

记者：感恩的东西在你的作品中有怎样的影响力？

杨亚洲：像《大太阳》这样的拍摄经历，对艺术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次调整的梳理，今天这个桥还在，明天就没有了，石头裂着大缝，你进不进？剧组的人从害怕到一点点克服，到如走平地一样，这是心灵的进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是一件善事，是逝者的灵魂在保佑我们。相信一线创作人员，国家的力量，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今天的农民，那些小人物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的创作过程也在变化。

做人拍戏不骗自己不拍垃圾

记者：以你在影视界的声望，完全可以拍大片，为什么却总是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杨亚洲：我不想拍重复的题材，当年《雪花那个飘》获奖，投资人没有渠道，至今没有发行。拍电视剧，《空镜子》以后，空房子全来了，拍《浪漫的事》，浪漫的事全来找我了，我这几年感触很多，电影的发展，设备的进步，观众的回归，我四年没有拍电影了，近来年，我当过金鸡长春电影节的评委，看了七八十部电影，看得我目瞪口呆，像《投名状》这样大片的杀人暴力，像《画皮》(电影版 电视版) 那样的白发魔女，这就是香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破电影，现在却成了大片横行霸道，我们要对什么负责，我们的良知何在，我们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负责？我真的不能理解。在美国也是后半夜才播的。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的孩子看了好不好，有没有坏的影响？你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吗？我总是说，我们这样的人有两条命，一条是自己的命，一条是艺术生命，拍小人物经历的电影，对死亡和我们今后的生活，对我们的艺术生命起了大作用，面对有无数诱惑，我没有迷失，没有糊弄自己和观众，经得起诱惑了，不输给那些挣钱的人，我们挣钱也要脸。做人拍戏不骗自己，不拍垃圾，对得起下一代。(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