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被制成音像制品

2010年高晓蒙很忙，忙着一份陌生的新工作：纪录片销售。在这一年里，他把《公司的力量》卖给了几家电视台和网站，价格是买方开价的10倍以上。

这不仅对于他创立的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来说至关重要，还影响着纪录片这个行业的价格标准。没办法，这是一个迅速被催熟，却连定价体系都没有的新市场。

三多堂是2010年热播的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主要的内容制作公司和投资方，而前两年大热的《大国崛起》，三多堂也承担了一半的拍摄工作。经过了10多年的努力之后，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如今中国纪录片行业最炙手可热的内容供应商。

高晓蒙原来是山西电视台的一个编导，1993年下海来到北京。三多堂和它的主力制作团队诞生在1996年，当时北京电视台一位导演找到高晓蒙做执行总编导，执导一部迎香港回归献礼大片，高晓蒙从全国各地找来30多位电视人，对李兆基、金庸、何志平和觉光法师等重量级采访对象进行伴随式采访，拍出一部20集人物纪录片《方寸国土万千情》。这部纪录片被北京台当时的总编辑评价为“北京台建台以来拍摄的最好的纪录片”，而高晓蒙就从此开始了纪录片制作的生涯。

那个时候的中国纪录片还不算是件商品，一部纪录片通常这样诞生：大部分电视台迫于收视率的压力，都以播电视剧、娱乐节目为主，一些电视台拿出少得可怜的余钱，给几个有纪录片情结的编导拍成片子，片子的作用大多只是补充电视台节目不足时空余的时间档。

这些纪录片从内容制作到分销都不是市场行为，只是少数理想主义者耕种的盐碱地，既没有什么外部的投资来源，也无所谓成熟的销路，顶多在不同的电视台之间互相交换着播放一下。就算真有想法要卖出去也难，拍摄周期长、经费少、收视率低、广告缺是普遍的情况。

对于当时的三多堂来说，想要改变这样的现实是徒劳无功的，唯一的方式是在养活自己的情况下，将内容的影响力做到极致，才能期待成功和财富。

这条路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有人曾经问高晓蒙：“你们十几年一直做纪录片，我很奇怪是怎么活下来的？”好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靠理想便可支撑的行业，因为理想维持了制作团队的稳定—在三多堂位于北京科技会展中心的办公室里，几乎每个编导的工作年限都在10年以上。当初创立时的制作团队延续至今，几乎没有流失。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背景要求苛刻，几乎每个人的桌上都堆着半米高的书。

这群电视人和他们带来的外部资源和平台是当时三多堂最大的财富。它一方面帮助三多堂获得了连续不断的片约——通常电视台为某部纪录片立项，然后再外包给内容制作商，而他们更愿意与三多堂这样的追求内容影响力的公司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平台也让三多堂制作的纪录片能够获得更有影响力的播放渠道。2010年8月23日，《公司的力量》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黄金时间开始播出，两个多月内连续播出四轮。之前《大国崛起》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两者都是中央电视台立项再与三多堂合作。

在三多堂的客户中，除了中央电视台这个重要的机构外，还有众多其他类型，例如地方电视台、宣传部、国家部委、军队，也有孔子学院和大型企业。高晓蒙说，纪录片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唯一好处是，几乎所有的投资方做纪录片，考虑的都不是赚钱，大家要的都是影响力。三多堂成立后，基本以做系列片或者纪录大片为方向，很少做单集节目。“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节目容易产生影响力；二是基本制作经费有保证。”

有“不差钱”的投资方对维生至关重要，但节目的影响力并没有转换成三多堂的商业价值。2009年以前，三多堂的业务基本是外包的内容制作商，辛苦做完的片子，版权权益基本和自己没有关系。高晓蒙说：“虽然公司有很长时间历史，但一直不是一个财富故事。”

据称《大国崛起》播出当年，批发价每套60元的正版碟就售出40万套，还不算数量更惊人的盗版。也许这部片子目前仍在热销，“它无疑是目前商业运作最成功的纪录片。”《台北故宫》总导演周兵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但直到这个时候，三多堂无论对选题立项还是投资收益，都没有任何主动权。央视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投资方，拥有《大国崛起》全部版权。三多堂承制了12集节目中6集的制作，但作为外包的内容制作商，它的收益几乎全部来源于央视的制作费，一点都享受不到《大国崛起》的市场成果，甚至公司要赠送客户DVD都必须自己去购买。

正是从《大国崛起》中，三多堂意识到必须转变经营模式，必须参与到纪录片投资、制作、发行整个产业链中来，否则公司将面临无法突破的天花板。

2009年，央视立项制作《公司的力量》，由于投资庞大，央视给了三多堂一个可以介入投资的机会。对于资本积累不多的三多堂，这是一次既充满诱惑又充满风险的机遇。为了把握住，同时又能降低风险，高晓蒙四处游说路演，终于找到了笔墨传媒、金蝶软件、净雅食品3家联合摄制单位。

这一次，三多堂获得了《公司的力量》对地方电视台、音像渠道和视频网站发行的版权。高晓蒙仍然不轻松。他发现纪录片的推广和销售比做内容更难。

三多堂面临的仍然是充满荆棘的商业之路：这是一个刚刚开启的市场，一个好产品却很难卖出好价钱。

《200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纪录片交易价格每分钟过百元就是高价了，只有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台和上海纪实频道等少数机构可能开出这样的价格，多数省级电视台纪录片价格在每分钟50元到80元之间，而地市台则只在20元至30元之间，即便是一部拍摄成本每分钟1000元的小制作纪录片都需要卖到数十家电视台才能收回成本。

在国外，通常1小时的片子就高达1万美元左右，像Discovery这样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内容提供商，仅靠一个策划案就能通过预售版权回笼资金。

但在中国，这个市场的规则完全不一样。

除了在电视台的播放，以DVD为主的音像制品仍然占到约七成的收入。这些纪录片被制成音像制品，由出版社发行给发行商。但由于发行网络的问题，发行商通常采取赊货的方式，而实际的付款时间往往拖得更久甚至欠账不付，很多出版社都受不了这样的拖累。更何况这是一个被盗版损坏的市场，越是优秀的作品，越容易受到盗版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