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像协会注销并停止一切对外业务活动

日前，记者接连听到了来自音乐产业的两个消息，一坏一好。坏消息是：成立仅6年的广东音像协会因难以为继而注销了；好消息是：中国音乐在法国戛纳第45届国际音乐博览会（MIDEM）上大放异彩，两支中国少数民族乐队在MIDEM上一亮相即受青睐，签下国际订单。

这两条消息之间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通过对参加第45届国际音乐博览会的一些国内音乐界人士的采访，以及对整个展会的观察，记者还是从中感觉到了音乐行业一些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变化。音乐产业触底之后的反弹，也许即将展开。

萎缩，下滑

传统音乐产业的噩梦，大致始于2004年。从那时候开始，随着以网络音乐、手机下载为代表的数字音乐的崛起，音乐产业原有的“生产—消费”模式被颠覆，人们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并下载免费音乐，传统的音乐载体光盘的销量一落千丈，大批门店关门歇业。以广东为例，音像零售店仅2007年一年就减少了400余家；而该市白云区原有120家音像零售店，目前还在营业的已不到10家。

在经历了门店关门歇业、原创作品严重萎缩之后，现在连广东音像协会也不复存在了。中国音乐产业最大的产品集散地——广东，在音像业崛起时风起云涌，在产业衰败时骤然跌落。

原广东音像协会秘书长李献民在给记者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广东音像协会已于2010年12月31日注销，并停止一切对外业务活动。” 李献民解释说，2009年11月，广东省政府继工商管理下放属地管理后，决定“下放实施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设立、变更和审批，行政审批给地级以上市政府”。由于工商管理和许可证管理的下放，作为省级行业协会就面临没有相关行业、企业的境地。加上盗版多年来对正版音像的侵害，音像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被迫转行或破产，这使得会员数量减少、会费收入随之减少。2010年，协会只有25个单位交纳会员费，而《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规定，行业协会必须有50个以上的同行业经济组织入会。协会会员少于法定的数量，现有资金和收入无法维持协会正常开支，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开展工作，只能无奈注销。

“现在全国其他省市的音像行业协会日子也不好过，估计不久之后也会步广东的后尘。”李献民说。

原创，原创

前不久，乔羽、谷建芬等13位音乐家联名发出维权声明，要求商业形式使用其作品，必须得到授权并支付报酬。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炬认为，这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网络对音乐产业的冲击，首当其冲是发行受影响。发行最敏锐地感受到唱片销售的变化，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出版制作。音乐出版制作的萎缩，致使上游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接不到委约。没有出版社和唱片公司投资制作，再好的作品也只能锁在抽屉里。王炬认为，词曲作家的维权声明直接反映的是词曲作家对音乐产业的失望，“没有音乐产业，就没有音乐家的市场”。

在传统音像制品受挫之后，人们寄希望于数字发行。“音乐产品的数字发行是大势所趋，但经过这些年的探索，还是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成熟的、普遍适用的商业模式，一直没有出现。”王炬对记者表示。

王炬认为，在“创作开发—出版制作—发行销售”这条产业链上，下游的发行最先受挫，传统发行大幅度萎缩、数字发行无利可图，市场软弱无力，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上一环节的出版制作。批发零售大片关门，音像出版社纷纷转行，唱片公司接连倒闭，光盘生产商接不到订单，词曲作家、演唱者也门前冷落。即便热热闹闹的网络音乐，你方唱罢我登场，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天。优秀的创作表演人才逐渐流失，即使出了好的作品，也挣不到钱。没有人会干赔本的买卖，投资者的望而却步，加剧了人才的流失。

“原创是音乐产业的根，但现在我们的根基很薄弱，具有很强艺术性的好作品不见了，多的是网络上的那些口水歌。”深圳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总裁许晓峰说。正是因为好歌难求，所以许晓峰很看重有创作能力的歌手和乐队。此次在法国戛纳大放异彩的两支中国少数民族乐队——山人乐队和哈雅乐团就来自深圳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而他们演唱的曲目都是原创的。

李献民对原创的不足也是深有感触。他说：“2011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的一台晚会上，一大帮老年人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真让我听得很心酸。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又听到了什么好歌呢？”

困惑，难题

传统音乐衰败了，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数字音乐，为什么也没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许晓峰谈了自己的看法：无线音乐曾经让业内人士看到过希望，但音乐公司与移动通讯公司相比太弱势了，无法与对方平起平坐，拿不到真实的数据，继而无法获得自己应得的收益。据统计，2010年移动公司从无线音乐板块获得的利润应该有200亿元，可音乐公司分得的还不到10亿元。再者我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从互联网上下载免费音乐。音乐公司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状，不想向消费者要钱了，唯一希望的是他们能下载正版的作品，这样正版音乐商至少能获取一些广告费。但某知名搜索引擎不链接正版音乐作品而将链接指向盗版，即便是业界人士不断呼吁也没有效果。“它依靠音乐搜索带来的广告赚了钱，虽然不是盗版商，却是销赃商。”许晓峰说。

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副总经理臧彦彬曾经认为成品出口或许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低迷销售，但现在成品出口也遇到了问题。臧彦彬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推出了一个制作精良的大部头作品《民乐典藏》（22张CD），希望打入国际市场。但按照国内目前的政策，成品出口只能通过国内一家指定的公司进行，这样运作起来很不方便。他呼吁国家放宽成品出口条件，让有条件的大公司也能获得出口权。“这样推广中国的文化产品会便捷得多。”他说。

成立仅5年的北京无限星空音乐有限公司是家民营企业。尽管公司在数字音乐方面发展顺利，但该公司总经理唐月明也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我们这类的音乐公司获得融资是很难的。无限星空音乐成立5年了，至今负债为零，一些经济学原理告诉我这是不正常的。电影版权可以做质押，我们的音乐版权却不可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这样公司一定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唐月明对记者说。

对于音乐行业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和难题，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副司长朱启会认为，没有人离得开音乐，就像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熟悉的曲目。但实际上，音乐产业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音乐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对音乐的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音乐常常被定位为娱乐，仿佛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让人们无法产生付费的想法。就比如说空气，非常重要，人人都离不开，但在人们的心目中空气就是免费的，没人在意其价值。原创不受重视、版权保护不力、产业链上问题不少等，恐怕都与上述原因有关。”朱启会说。

机会，机遇

尽管面临着原创不足、终端市场萎缩、版权保护不力等各种问题，但没有人认为音乐产业将一蹶不振。

此次赴法国参加音乐盛会的几家中国企业遇到的情况更是让人看到了音乐产业东山再起的希望。

北京无限星空音乐有限公司在5年时间里，营业额以平均每年100%的速度递增。“无限星空主要从事音乐的数字发行，每一年都是赚钱的，我认为数字音乐市场还有很多机会，我有信心走得更好。”唐月明告诉记者，数字音乐发行和传统音乐发行有很大不同，可能一首歌就能让你活得很好。这几年他每年都抓一个主打产品。最初成立自己的公司是看好《吉祥三宝》这首歌，与中国移动等合作做它的数字发行，尝到了甜头。紧接着，他又签下歌曲《神话》的数字发行权。2009年依靠“纵贯线”。2010年是虎年，他提早签下小虎队歌曲的数字发行权。这些举措都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现在，音乐产业的经营一定要多元化，要打出一套‘组合拳’。卖唱片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了。我认为，音乐产业应该向各个领域渗透，除了做数字发行，还要做电影主题曲、大型活动的现场演出、艺人代言等。我们现在涉足音乐制作、数字发行、版权代理、艺人经纪、现场演出、衍生产品等，范围很广。比如2010年，我们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了无线星空音乐节，今年还会继续做。”唐月明说。

许晓峰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尽管深圳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去年5月才挂牌，但在2011年实现赢利应该没有问题。”目前，该基地旗下的水木年华、山人乐队都签下了自己代言的产品，他们也将与爱国者公司合作进行后产品的开发，并继续运作音乐节。“我的目标是：每年能做20个音乐节，能带领两到三支乐队走出国门，推广100首制作精良的歌曲。”许晓峰告诉记者，他心里更长远的目标是，把深圳基地打造成“中国独立音乐的配送中心”。

十几年前的中国电影产业也曾面临类似如今音乐产业的窘境，但没料到电影业很快就发起了绝地反击，如今已笑傲百亿票房。那么，谁又敢断言，几年或者十几年后，音乐产业不是下一个电影产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