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背后的对赌协议(2)

制与播分离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各类解读、赞美和质疑的声浪中，田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被掩盖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创立了一个中国电视制作合作模式的先河”，他又说：“《中国好声音》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

陆伟详细解读了这种说法，他将中国到目前为止卫视的“制播分离”划分了三种模式：“最原始、最基础的所谓‘制播分离’阶段，本质就是‘劳务输出’，电视台人手紧张，把一部分工作交给电视台以外的人来做，但是总的控制权在电视台，有时还会下派导演负责。它只是把一些纯粹劳务，包括剪辑师、编导等基层工作请外人完成，但核心技术和节目内容都是电视台掌控的。”

第二种模式是目前的主流：“目前常见的是，由某制作公司负责创意、理念、制作，独立完成一档节目。制作公司先拿出一个样片，交由电视台的审片委员会审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电视台才首次参与其中。”陆伟说：“审片委员会由电视台领导、部门主任、相关节目制片人和导演组成，他们会预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吸附力，再考虑是否购买。如果预估广告吸附力是1000万元，电视台通常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譬如600万元购买。”

这种主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全职生产。如果说原始阶段制作公司赚的是劳务费的话，主流模式的制作公司利润则来自于“节流”。“广告收益是归电视台的，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顶的，他们需要考虑在电视台给予的制作费内拿出多少作为成本，”陆伟说，“为了提高利润空间，会使得制作公司有意识地节约成本，节目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田明所说的历史性的制播分离，指的是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根据报道，灿星制作和浙江电视台之间有一道线的约定，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二者分红。对于灿星而言，这有些类似“对赌协议”。

“它的优势在于上不封顶，如果节目很成功，广告价格翻倍。节目收视率越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另外它不会限制你的投入，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必须请到非常专业的明星、制作人员。这个投入是不能省的，因为省了之后，节目品质会下降，收视率就会往下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种制播分离的模式，就不是有意识节流，而是去开源。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而要想办法把节目质量做高。”

严格来说，《中国好声音》并非因为“特别”才得到成功，而在于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乎都做到了“极致”才爆红。观众们所看到的顶级导师、原版转椅、高级音箱、零点乐队贝斯手王笑东和黄金调音师金少刚等“顶级元素”，其催生根源都是制播分离所带来的压力和动力。“优势是，你可能赚到很多钱，劣势是节目一旦不那么成功，亏钱的风险就很大。以前那种合作方式几乎没有风险，收入完全是可控的。”这种首创的真正制播分离的模式，应该也是《中国好声音》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找不到“婆家”的原因，也是浙江卫视考量后做下决定的筹码。

导师们的“分红”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众多报道中，有一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好声音，导师酬劳2000万》。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的收入，也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陆伟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对时代周报记者披露了四位导师的收入模式—技术入股，彩铃分红。

“我们没有跟他们谈钱的问题，跟导师的合作也是创新模式。以往请嘉宾过来很简单，你来做几场，跟你打报价，或者按场算，来一场算一场。我们这一次不是这样，我们把整个导师团队跟节目后期的市场开发捆绑在一起，没有单纯的支付劳务报酬，而是把导师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参与和投入作为他的投资。我们跟中国移动有很好的合作，尝试把音乐类的后期开发，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提供给全国的手机用户来下载。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付费音乐的比较大的下载平台，彩铃是收费下载，也属于音乐相关衍生产品。”

“对于导师的话，你的学员能力非常强，很有实力，通过你的专业培训和指点之后，他更上一层楼，将他的作品放在市场上检验。如果导师没有看走眼，培训也很好，学员本身实力也很强，市场认可的话，所有彩铃下载的收益，会跟导师分成。”陆伟说，“中国移动对于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他们以以往的市场经验，预估《中国好声音》中单个歌手能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下载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

如果按照《中国好声音》原版The Voice里每位导师8个学员的份额来计，用中国移动的市场预估来算，《中国好声音》一旦如愿以偿，催生的就是3.2亿元的彩铃市场。即便大打折扣，也不容小视。如果节目成功，这将是导师、学员、灿星以及中国移动的盛宴。(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