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传播中电视传媒的使命与责任

传媒的使命与责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议题。在依法治国由价值追求向实践层面的推进过程中，由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矛盾增多，面对形势的深刻变化，电视传媒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重要生力军，是构筑法律信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而这些意义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电视传媒的使命与责任，取决于传播的高度、态度与深度。

高度：构建和谐社会的调适器

法不是孤立的，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需要从社会与国家的高度来考察。同样，传媒的喉舌功能、政治属性决定了传播需要站在社会与国家的高度，这意味着法治传播中电视媒介所应秉持的境界，并最终规定了法治传播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论传播方式如何更新、传播内容如何延展，法治传播始终要服从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服务于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这一基本原则在传播实践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二是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建立于对信息传播流向、信息传播流量的准确把握之上。当今，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的进程，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法治信息传播流向上仍存在重法律规范轻道德规范，重法律惩戒功能而轻保护功能，法律规范中则“重刑轻民”、“重刑轻经（济）”、“重刑轻行（政）”。传播流向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荧屏上暴力、色情、血腥等“罪恶展示”集中泛滥，造成了舆论环境的失衡：善不足而恶有余，美不见而丑毕现。这样的舆论氛围非但不利于受众法治素养的培养，反而还影响了受众的社会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视的舆论引导功能。

电视传播常常能产生放大的功效，因此法治信息传播应把握节奏，控制信息流量，做到适量、适时、适度，以免引起事态的扩大化导致社会波动。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过去各种平衡稳定的关系和格局被打破，出现一些社会矛盾是难免的。如贫富差距拉大与发展不平衡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和应当承受的阵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准确把握信息传播的流量，有助于化解矛盾，平衡社会心态。在这里，法治信息传播的流量是以时间、空间为衡量尺度，其中也包含着信息的传播频次。以北京卫视的《法治进行时》为例，播出一起灭门案的题材，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如果连续播出的都是同样血腥的题材，传播流量的增大就会产生规模化效应，使人物遭遇的特殊性放大为普遍性。一旦个人悲剧放大为社会悲剧，就会诱发悲观不安的社会情绪，产生不良的传播效果。

传媒不仅是社会的守望者，更是社会的调适器。电视法治类节目因其对社会矛盾的关注，对现实生活冲突的反映而备受欢迎；曲折、悬疑的故事情节，加上针砭时弊的舆论监督色彩，很有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决不是以曝光、揭丑、猎奇、出奇为代价的，靠的是实事求是、注重实效、顾全大局、讲求规范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重在建设和指导。因此，要选择涉及全局性的、对改进工作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舆论监督，而不是为了“猎奇”与“出奇”。因此电视法治传播要把握好宣传的分寸、力度、口径、时机，不图一时之快；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批评报道为辅，加大舆论监督反馈报道的力度，及时化解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推动工作的改进。

在这一点上，央视的《今日说法》提出了“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守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定位主张，与同是舆论监督的其他栏目相比，更加朴素低调，把握受众对舆论监督要求的特性，聚焦受众对法律法规的盲点，将话语权下移，让节目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明晰舆论监督的疆域，在传媒与司法之间达成了一种互动的平衡。在这样前提下的“说法”杜绝了苍白无力，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