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融合元年“分野而治”导致开局艰难(2)

就新媒介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大发展，使得人们用来组织应用信息技术的成本不断下降，从而促进了用数字编码处理传真、语音、图像和视频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这一“数字融合”的大背景下，计算机与电信的融合导致了美国放松电信管制以及1984年AT&T的解体。竞争的引入使得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为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环境，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活力的IT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这些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进入21世纪一直推动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著名文化学者大卫•赫斯蒙德夫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日本和一些欧美国家在向高科技和文化产业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优势都“令人震惊”，并且在这一产业迁移过程中，“文化产业的增长成为发达工业国家投资总体转向服务业这一趋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席卷世界的文化产业第四次市场化浪潮中，美国政府为了促进融合而颁布的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分别从电信公司、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三方面打破业务藩篱，促进三方相互进入对方市场和鼓励自由竞争，从而为“融合为主导的新一轮行动扫清障碍”。

反观处在三网融合困境中的中国，在许多国家为迎合产业融合潮流，已经将通信和广播电视等新闻主管部门合并为一个管理机构之时，我们依然沿袭了传统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分而治之的管理体制，其“大政府”的管理思路不仅涵盖了公共服务领域，近年来更是延伸到商业服务文化市场，这样的监管方式不仅因为缺乏协同整合而显得落后守旧，更会阻碍正在到来的新一轮文化产业的技术融合和市场整合的市场化潮流，因而，如果不能解决电信和广电两家政府部门的整合问题，新一轮的三网融合试点工作依然会落入铁板一块的僵局之中。

按照去年底国务院《总体方案》的部署，“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2013年至2015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但在过去的一年里，首批包括北京在内试点三网融合的12个城市中，广电和电信两大体系遵循“屁股决定脑袋”的习惯性思维，或明争暗斗，或各自严守边界而“寸土必争”，这样的体制安排凸显了我们国家在发展新媒体这样的新型产业上的一个严重误区：如果说一些发达国家高科技和内容产业融合中出现的公司集中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结果的话，那么现阶段我们所偏好的恰恰是一种单向扶持“拔苗助长”式的国字头企业的政策，这种依赖行政手段进行的社会资源集中，不仅强化了行业垄断，更破坏了众多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公平市场环境。长此以往，三网融合不仅依然只能蜕化为广电和电信的“两张皮”（各自打造自己的网络），更会延误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大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