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反垄断案反思(2)

第三，《反垄断法》的执法对象是滥用行为，而不是垄断地位本身。中国《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如果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就会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也就是说，《反垄断法》规范的是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而不是市场地位本身。这样的实体法规定，是与其他国家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相一致的。很显然，这种法律规定限制了《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机构的管辖权，但有其经济和法律上的深刻背景。

简单讲，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反村霸，只反村霸欺压民女”。可以说，这也许是反垄断制度安排最令人困惑的地方，也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容易冲动犯错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误解显然与这部法律的名称有关，这也是当初反垄断立法反复争议的一个技术问题，但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分别立法，这种选择确实也属无奈之举。

从《反垄断法》执法的专业性角度，本案举证的第一步需要确认，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者更准确地讲，在什么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这方面的逻辑还不是很清晰。比如不论是官方还是媒体，都引用了家庭宽带接入和信息源市场份额数据，以此来推断相关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但令人不解的是，指控的滥用行为却是在互联网服务商接入市场（ISP）。

也许有人会说，仅仅凭借被指控企业的歧视定价行为，就可以认定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实行歧视定价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具有市场支配力。这显然是对经济学的无知、误解和滥用。首先，有支配力（market power）并不等同于支配地位（dominance）；其次，这种结论隐含的假设前提是在与理想状况下的完全竞争状况相比，但不幸的是，完全竞争仅仅存在于乌托邦，现实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竞争状况，而寡头竞争则是市场竞争的通常状态；第三，在寡头竞争的世界里，歧视定价恰恰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支配力的体现。

互联网的技术经济特征在于，互联网骨干网运营商提供多种接入服务，包括家庭宽带接入，ISP接入服务，各种应用专线接入服务，乃至骨干网互联接入，很显然，这些接入服务并不一定在一个相关市场上。比如，因为带宽和网络外部性等原因，家庭宽带接入和ISP接入并不在一个相关市场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推断家庭宽带接入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也无法以此断定在ISP接入或其他相关市场存在支配地位，当然更无法直接认定在这个相关市场上有滥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从证据链逻辑上讲，只有说明市场支配势力能够传递，才能弥补其逻辑上的断裂。

实际上，就算能够推断甚至认定企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名副其实的“村霸”，也不一定能证明滥用的指控成立。对于众多垄断行业而言，由于其改革不到位，在很多领域企业仍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由此认定众多垄断企业为“村霸”并不为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具有良知的公众，肯定都有打倒“村霸”的公正诉求，而且不仅仅针对电信的垄断，还包括其他行业的垄断。但令人遗憾的是，至少从执法意义上讲，打倒“村霸”并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职能，反垄断机构最多可以承担的是改革提倡者或建议者的角色。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对于本次案件，公众的理性反应是，尽管电信反垄断的初衷可嘉，但彻底打破垄断行业的“村霸”，必须继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核心证据

无罪推定原则，是《反垄断法》关于滥用条款的本质。《反垄断法》明确表明，歧视定价本身是当然合法的，要想证明歧视定价行为违法，除了认定企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说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能力外，还需要证明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即使认定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不能认定企业违反《反垄断法》，因为只有当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才违法。《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罗列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种行为，但这并不意味这些行为就属于当然违法，而是需要按照合理原则来进行仔细考量，也就是说，这些行为本身是无罪的，只有找到不合理的有罪证据，才能证明这些行为违法。这种无罪推定原则，是《反垄断法》关于滥用条款的本质。(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