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能提携国企？(2)

但与此同时，BAT通过这种合作让国企知道，他们的平台与技术可以协助其完成效率的提升与体制的优化以及成本的降低。比如种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显然是得益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大量基础设施、传统产业在渠道方面与地域方面发展不成熟，线下的营商环境不佳。而税收、行政性成本、土地高租金让中小型创业一开始担负了较大的成本，所以，线下商家为减少成本搬到线上，通过支付平台佣金，即可规避了线下的高成本，也为自身品牌营销创造一种指数级增长的可能性，比如在天猫或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开店的较大卖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地价上涨而导致的高额租金。

另外，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可以作为科技公司测试新技术的实验室。比如我们看到，广州交通局就使用阿里云计算技术建立交通数据平台监测交通，检查司机的安全驾驶记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技公司可以推动国有企业的技术变革。很显然，国有企业需要互联网公司的带动下来输入一些全新的观念与商业运营模式，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带动商品销售销量的提升，但这种变革则非常脆弱，虽然科技公司给国企带来了全新的平台与技术，优化了工作链条，但互联网公司也无法将其本质的产品思维、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运作模式完全输入到国企。

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的转变 这是核心难题

我们知道，在许多传统国企，一个通病就是技术创新与升级意愿不强，对市场变化无法做出灵活反应。所以，一旦经济遭遇周期下行或者新的经济模式的切入，国有企业过高的人工成本以及过低技术竞争力的劣势就会立刻显现。因此有人谈到，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但问题是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的转变，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却是转型与变革的难题。

比如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案例，中移动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遭受到微信等OTT业务对其短信业务的冲击与蚕食，在当时，整个运营商行业一直喊着去电信化，在2014年的时候，中移动开始想着要搞融合通信，将手机原有通话、消息、通信录的融合挑战微信。融合通信也可看做是中移动为避免“管道化”的一种反击，当时业内在谈论中移动能否颠覆微信，尽管当时中移动做出

融合通信决策的时间点已经有点晚了，但人们却想看看这场竞争究竟会如何开打。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2年又过去了，微信已经更新到了6.3，估值几乎已是腾讯的一半市值，中移动融合通信始终却没有推出商用，至今毫无进展，所以我们看到，国企改革的难题一直是体制本身，它并不是面向市场与用户的体制与商业模式，而是资源导向性模式，庞大的决策层与孱弱的执行层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对市场的反应和快速应变能力，影响到生产效益、考核机制、经营理念与商业模式。

这里的体制又与国企的商业模式相关，国企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资源导向的，而互联网企业的模式，则是用户体验导向。一方面，互联网讲究快速迭代，讲究商业模式与产品的创新，更多的是求变，而国企却快不起来。国企流程复杂，决策缓慢，国企的性质决定它们属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更多的是求稳。(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