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事件的中国解决方案(2)

最后，应就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报告。当数据处理使用了新的算法或技术时，考虑到处理行为的性质、范围、内容和目的可能会对自然人的权利和自由产生高风险时，数据控制者应当在处理数据前完成一份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报告，及时递交给监管机构并自动接受质询。

就政府层面的规制而言，首先，设立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既要保证监管机构组成及成员的独立性，也要保证监管机构行使职权时程序上的透明度和正当性。独立监管机构的主要成员可由公安局及市场监管局选任，该机构应当具有如下主要职责：数据风险的评估及风险标准的制定、对数据平台企业行使行政调查权及限期整改等矫正性权力、向上级机关或立法机关提出建议的权力及定期发布数据风险预警和数据治理的年度报告等。

其次，设立强制性数据保护专员制度。当实施政府数据开放和利用的机构是政府机关时，或者当其核心业务是用算法处理大量数据且需要进行定期的、系统化的大规模监控时，或者当其核心业务是用算法去处理就业、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法等领域以及与犯罪和违法行为有关的大规模特殊数据时，立法应当强制要求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指定一名数据保护专员。

再次，建设国家统一的大数据开放平台。为了全面提升数据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以及公众数据利用效果，有必要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一个全国性数据开放平台，为全国所有公众无差别地提供一站式的、内容丰富的、便于再利用的数据群，同时还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设立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及首席数据官等专业机构。

最后，建立严厉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制度。“乱世用重典”以及“无重罚无合规”等说法也适用于数据保护领域，笔者建议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方式，详细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行政处罚的种类、额度、实施机关、处罚程序及救济途径。借鉴欧盟的做法，建议法律对违反数据保护义务的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处以1000万元以上人民币的罚款，或者上一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总额2%以上的罚款，二者竞合以较高者为准。

总之，我们需要重构一个以多元、开放、分享为基本特征的数据风险治理体系，在数据权利保护、数据安全和数据自由流通实现平衡，而这需要国家、企业、社会及公众一起努力才能实现。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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