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们现金富可敌国：创新困境的征兆？

又有关于苹果等跨国公司的现金储备话题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苹果和微软两家公司现金储备比英国国库要多。

US Trust搜集的数据显示，苹果排名榜首，坐拥950亿英镑，远比马来西亚，土耳其和波兰这些国家多。

而其它具有的现金储备如是：谷歌350亿英镑、Verizon320亿英镑、思科280亿英镑。苹果、微软、谷歌、Verizon、Pfizer2013年底现金储备总额达2410亿英镑。

在我看来，持续不断出现这类统计，不但不是跨国公司好苗头，甚至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好苗头。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国发展模式与科技企业尤其跨国企业创新之间的矛盾所致。

一、跨国布局 美国企业所得税制挤压，导致跨国企业宁愿将大部分现金浮在海外，不愿回流美国。

上述公司早已是全球化时代的引领者。部分公司海外业务创收已远超本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特尔等公司已开始全球布局。最初是制造业外迁。比如英特尔第一座海外工厂落在马来。本世纪迁移更密集，中印成为美企最大外迁地，offshoring成为美国民众流行语汇。

外迁企业集中在IT与信息通信领域，并从早期的制造业务与市场业务外迁延伸到服务、研发、投资等领域。从PC到通信、手机再到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这一趋势至今仍在加深。

这些跨国公司海外分支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营收，却越来越少见回到本国。因为，它们实在难以忍受美国35%以上的企业所得税率。而且，它们还利用海内外各种市场资源、税制差异进行布局，从而实现所谓合理避税。当然，它们在海外国家的避税手段同样如此。轻资产型互联网类企业驾轻就熟。

去年数据说，美国跨国企业浮在美国之外的资金有万亿美元之多。去年库克到国会山接受调查咨询，曾抨击现行税制，说到逃税，他说苹果不欠美国政府一分钱。

二、创新受制于“为投资人服务”的困境

上述企业确实有私利欲望。(美)威廉。拉让尼克《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一书，描绘了美国新旧两种经济模式发展的路径，以及支撑它们的体制问题。

新经济真正崛起前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基本遵循着“保留并再投资”的理念，在海内外进行扩张后，利润留在公司口袋基本不分工或少量分工，它们将更多储备用于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上，以保持未来的竞争优势。

到了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资本远比技术更像鲶鱼，激活整个市场要素。股市的活跃提升了许多科技企业在业务之外的收益。当然，那时，股市还能真正反映技术类企业的业务创新基本面。

到了95年之后，新经济里的投机已有疯狂迹象，并演变成后来第一次互联网泡沫。许多往日的科技龙头轰然颓败，这一局面给了许多新经济企业教训，即必须更加依赖真正的业务创新，并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但也培养了寄生的信念，在所谓“为投资人服务”的理念下，通过操纵股价、巨量回购股票等多种手段来为股东(实际上是为家族、职业经理及机构服务)服务。

拉让尼克说，这不过将价值从劳动收入转变为资本收入，最后落入资本家手中。这背后，也伴随着雇佣文化的变迁，过往在一家企业从一而终的信念逐渐被波动中逐利的信念所替代。企业的创新也开始有更多短期效应。

那么，这与跨国公司高额的现金储备有什么关联呢？

1、这与新经济的波动性有关。无论苹果还是英特尔，它们都有过濒临死亡的经历，这些现金储备，能够让它们在外部环境巨变时安然度日。这是合理的诉求。苹果就要求它的现金储备至少要应付一年的危机。

2、大公司的创新日益面临困境。它们有大量的应用方案、专利储备，获利很多，日子悠哉，经常出现疲软症，缺少动力前行。比如，去年，IBM女老大就对对公司发出警告说，“大企业病”太严重了，漠视用户需求，距离用户态远，创新不力。

这种局面下，一些巨头就容易动作变形，过度依赖并购，宁愿借此弥补创新不力，甚至患上“收购整合症”。而且，许多时候，并购还能给它们带来财务面好处。上世纪，许多美企喜欢用“权益结合法”来并购，将收购标的企业的账面价值直接计入自身资产负债表，而商誉等差额却不当做无形资产计入，从而形成利润虚构。

而且，并购之后往往伴随着裁员、缩减成本的动作，这也给了巨头许多操纵业务与股价的空间。

苹果的现金储备多得花不完，在中国，它甚至买来生产设备，租赁给代工方富士康使用。苹果财报里前年体现为20亿美元。

公众能够查阅到，现金最多的苹果，在研发领域的投资甚至排在美国科技企业几十名之外。

3、维持巨额现金储备，当然可以用来维持股价。这也是过去20多年美国科技巨头最常见的一幕。苹果前年表态说，要拿出550亿美元用于回购自家股票。(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