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工人力量与资本流动

资本向内地的流动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劳动力成本。诚然，在地方政府将替企业招工定为考核公务员的指标的前提下，内地的劳动力可能比沿海更为充足，可能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从而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不要忘了，劳动力成本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取决于工人在近期众多的维权中展现出来的车间谈判力量。

中国人可以过的节日越来越多了，愚人节、复活节刚过，又将迎来母亲节和父亲节。但在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我们却有意无意淡忘了劳动节这个工人的节日。

想到“五一”，人们更多想起的是“小长假”，而不会留意到众多的工人仍然在为赶订单而超时加班；或者，更多想起的是购物，而不会联想到价廉物美的商品背后凝聚着工人的血汗；长假和购物之余，人们也还在期待与家人的团聚，却不会关注到在城里和家人共同生活对外来工而言仍然是奢侈的梦想。尽管公众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劳动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对近期劳资关系的变化进行回顾和反思却是一个劳工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2010年春节刚过，当某汽车城的工人喊出“增加工资、提高福利”的口号时，他们的行动就已经标志着中国新工人的合法维权开始从玩具业、制鞋业等轻工业转向汽车业等支柱产业。如果说一家玩具厂的停工影响的是某个品牌的订单，那么某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停产则可能导致整个汽车行业付出巨大代价。本田事件即是明证，4天时间导致本田所属4家整车组装厂全部停产，估计损失达2.2亿元。换言之，在日益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去技能化的工人仍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可能性建立在工人车间谈判力量的基础上，而车间谈判力量又与精益生产、产业聚集和供应链条紧密相关。

早在2003年，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BeverlySilver教授就指出，在每一个汽车产业迅速扩张的地方，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60年代的西欧，还是七八十年代的巴西、南非和韩国，生产的地理迁移都伴随着周期性的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她基于此提出了“中国假设”，即随着过去二十年世界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大规模的投资，中国在接下来的10年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类似的汽车工人维权。尽管Silver的“中国假设”能否证实尚待时日，但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人已经向外界初步展示了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向外界表明，中国的新工人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更是一种能够自觉地干预社会进程的力量。

中国的新工人不仅敢于展示力量，而且善于展示力量。他们知道某一零部件对于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意义；他们懂得选择在订单即将完成时通过停工提出集体诉求；他们学会了在与资方和政府的谈判中轮流派出谈判代表；以避免固定的谈判代表被“秋后算账”的风险；他们深谙互联网的巨大力量，通过网络动员和争取社会支持成为抗争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深知工会对于工人团结和组织的重要作用，和提高薪资待遇一样，“重整工会”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面对工人维权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开始逐渐向中国内地迁移。资本的盘算非常清楚，虽然低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模式在沿海可能难以为继，但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并且有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

然而，资本向内地的流动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劳动力成本。诚然，在地方政府将替企业招工定为考核公务员的指标的前提下，内地的劳动力可能比沿海更为充足，可能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从而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不要忘了，劳动力成本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取决于工人在近期众多的维权中展现出来的车间谈判力量。

张璐博士曾经研究过一家汽车公司，其某个生产基地的工人以“苛求”而著称，于是该公司在其他省开办了新工厂，其工人廉价且更为温顺。但是新工厂开办不久，温顺的工人组织了集体维权，要求其工资水平与原生产地点工人保持一致。张璐博士的研究验证了Silver的如下论断：“资本确实通过循环往复的搬迁重新确定其地理位置，从而寻找更为廉价以及更驯服的劳动力，但是最终却在每个受到资本青睐的生产地点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以及新一轮劳资冲突”。(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