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国要小心放开资本管制(2)

众问：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胀的影响大吗？

斯蒂格利茨：很多美国人认为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影响很大，但我觉得他们错了。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石油和食品价格，假如汇率变化5%，会让通胀降低5%，可是如果食品价格上涨50%，那么，即使汇率变化之后，食品通胀也只是从50%降到45%。这对于抑制通胀有些许帮助，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众问：那提高利率效果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如果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提高利率是有必要的。何况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但是，提高利率会让某些经济问题更加糟糕，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以谋求高额回报。所以，应当采取不提高利率而又能抑制经济的方法，诸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土耳其就降低了利率，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工具。

社会公平与经济稳定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确令人担忧呀。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限购令”，例如北京，就是把买房权和户籍挂钩，想据此压住需方，压住房价。

斯蒂格利茨：户口可不是好办法。解决这事应当靠征税，不能靠户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众问：征税该怎么征？你有何主张？

斯蒂格利茨：和世界上大多数缺少储蓄的国家不同，中国并不缺少储蓄。欧洲和美国由于担心储蓄不足，希望对资本收益征税较低。而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储蓄太多。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累进的、渐进的税制，同时要进一步改革财产税。对于资本收益和房地产征税，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能够提升经济稳定性。

就税收政策而言，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制定了一项根本无法推行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征税相对容易，因为政府在房地产业可以监控任何一笔交易，虽然人们也可以有办法作假，但是，终归比其他行业难得多。我的一个建议是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由于税额不大，民众不会反对，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却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众问：刚才谈到，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在实践中，重点该放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单纯的市场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对效率构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明显出现了这种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农民工的子弟被排除在城市的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这应该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关注就业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长期的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需要政府起作用。我担心，如果中国政府过于关注通胀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

还有，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市场对保险的供给往往是“失灵”的，诸如失业险、企业年金险、事故险，等等。而且，由市场提供保险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困难。美国现在近乎瘫痪的政治局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中美镜像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显然是有泡沫的。会不会出现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情况？

斯蒂格利茨：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中，房子是100%贷款购买的，亦即100%的负债。 而且其利率是诱惑利率(teaser rates)。这种利率一开始为3%，后来就会涨到6%。购房者起初能承担利率，但到后来就承担不起了。于是，购房者的支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收入，房价也下跌了。(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