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赖账，红花会解约，音乐行业的契约精神去哪了？(2)

甚至，当前成文合约的约束力也有待增强。近期红花会从摩登天空“说走就走”，同样体现出整个行业的契约精神之薄弱。白纸黑字都尚且如此，口头协议一旦遇到违约问题，更是无处说理。

行业契约精神的缺失，一方面使在产业各环节从业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这种不良风气的持续蔓延，势必会严重影响音乐行业的良性发展。

为什么音乐圈的契约精神如此脆弱？

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而音乐圈中契约精神脆弱的核心原因，在于侵犯他人权益的成本太低，而被侵犯一方维权却太难。

首先，音乐圈更倚重人情关系，导致了“缺乏交易保障体系”与“难以建立保障体系”之间的矛盾，让维权无法可依。

邓柯以淘宝为例，“那是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认识，彼此的信任度低，于是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交易规则，规范每个人的交易行为，保障买卖双方的利益。但音乐圈与其不同，它是半熟人社会，师父带徒弟、打人情牌等是常有的事。不仅是内地如此，港台也如此。”

也就是说，音乐市场交易的双方往往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或通过中间人牵线，有一部分音乐制作人甚至只接熟人或熟人介绍过来的活儿，而双方如果曾合作过，一般就不会要求对方签合同。一来二去，人情交易变成了家常便饭，行业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合作模式。

音乐行业中的这种“人情牌”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高晓松曾在节目中透露，国内无法创建一个类似于格莱美的权威奖项，就与这“人情”有关。某歌手只要答应出席颁奖典礼，就要给这个歌手颁一个奖，于是奖项的权威性便彻底瓦解。

正因为人情交易在行业内司空见惯、根深蒂固，这种行规无法一朝一夕改变，就算为行业交易建立规则，规则也往往要为人情让路，极易沦为一纸空谈。

于是，没有规则，又难以建立规则的矛盾，使被侵犯权益的音乐工作者维权极为困难。

其次，被侵权者的维权成本极高。以刘佳赖账的事情为例，两位当事人在圈内均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赵靖借社交媒体平台维权时能引起圈内人士的重视，从而维权成功。

但大量年轻的从业者却只能无奈地选择不了了之。如果涉案金额只有几千元，走法律程序维权的话，反而要付出更多倍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成本，得不偿失。

同时，在人情社会中，如果甲方为音乐圈中的“前辈”时，年轻从业者若要维权，则会牵扯进来更多需要考量的因素。为了“不得罪前辈“、”尊师重道“，只能吃哑巴亏，默默地将整件事情掩盖过去。(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