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论道山西考古

山西的考古特点归纳起来，一是史前时期考古，在探索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问题上，都无法回避山西这片重要的地区。二是晋文化考古，对于认识两周的历史和社会制度意义重大。三是北朝时期考古，山西是南、北方文化的拉锯地带，是中国的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的桥梁地带，是解决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有着黄河水系滋养的丰沃，从有人类生存的原始社会开始，便孕育出文明星火。山西作为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因其人文历史之深厚，被纳入了考古学研究视野，在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考古可以看做是中国考古的缩影，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山西考古对于探索人类起源与迁徙、生业演进、文化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月29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跨界论衡——山西60年考古的全局意义》在太原举行。记者在现场聆听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高校考古文博学院、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与山西考古专家的对话，就山西60年考古在中国乃至世界所具有重要而典型的意义各抒己见。其中不乏独到的视野、精辟的论述，对山西考古的实物价值、史料价值、文化价值更是点评详到，言辞肯綮。现将论坛的精华章节选编如下，以便读者对晋文化与我省考古事业在中国及世界的影响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从柿子滩到陶寺：人类用火可追溯至180万年前

石金鸣 （山西博物院院长）：最新统计，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共有464处，完整建立了早、中、晚三期的时间序列。早期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180万年以前，中期则基本搞清了丁村文化与桑干河流域的许家窑——侯家窑文化的基本面貌，晚期在太行山区、山西西部的黄河流域、桑干河流域先后发现了一些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如下川文化、柿子滩文化。这些有助于我们重建山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构建山西的史前整体框架。

高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山西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旗舰，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具有引领作用。山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力度大，而且连续深入，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分布密度高，时代连贯，成果突出。其中一些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具有崭新、特殊的意义，如西侯渡遗址将北方出现用火遗迹的时间推到了180万年前，接近200万年。还有像柿子滩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以及农业的起源迹象，都是非常值得研究。中国北方的遗址反映了欧洲一种旧石器中期所使用的技术。这种旧石器在万荣、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地区，都有残留。

何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在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工作了10多年。陶寺遗址发掘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1985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人类居住遗址，奠定了考古学的内涵，从而确定了陶寺文化；另一个是早期大型墓地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具有贫富分化现象和等级意义的遗存，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1999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城址的发现，将陶寺遗址的研究纳入到都城考古这项大的理念中来，到目前为止，对城址内部的布局和功能区划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索。陶寺文化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发掘，它的年代和文化框架基本确认。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至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而典型的意义，特别是近些年在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文明起源阶段的陶寺遗址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新材料，为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曲村到侯马：见证了晋文化考古的重要性

谢尧亭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山西地区西周遗址和墓葬的分布主要在汾河、涑水河流域，晋东南的沁水河流域。山西西周墓地目前发现有20多处，也集中于晋南地区。山西西周晋文化考古的重点区域为天马——曲村遗址，东周晋文化考古则围绕侯马都城遗址展开。晋国都城遗址的确定对于研究晋国的历史与晋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成为山西考古的一个重点领域。

唐际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周时期山西考古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考古，所具有的全局意义总结起来很多。如建立了地下遗存与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同时，通过对墓葬的发掘及带铭文铜器的研究，扩大了学科领域的综合实践，对促进我们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山西考古还推进了商代早期方国的探索、研究，都具有全局意义和示范作用。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进入两周时期以后，山西的晋国遗迹包括三家分晋之后的韩、赵、魏，总体来看，在全国两周时期，占据了中原的核心地带，因此它在决定中国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全局意义；就两周时期以晋文化为主的考古工作方面而言，从上世纪60年代侯马晋国遗址大会战开始的老一辈考古工作者，一直到晋侯墓地以及后来倗国、霸国墓地的发掘，几代考古人见证了晋文化考古的重要性。山西的晋文化考古有几个突出的贡献，首先它是年代分期最全的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第二，有关晋国早期都城以及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都城的迁徙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三，对于国君墓葬的发现，也以晋国最多；第四，对社会制度、民族属性等涉及晋文化内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平城到晋阳：推开认识北朝文化之门

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书记、研究员）：从平城到晋阳，特指北朝前期鲜卑拓跋定都平城与北朝后期高欢集团雄霸晋阳时期，整个北方骑马民族活动重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遗物文化的变化。并力图由此变化反映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活跃程度。伴随着各民族的盛衰浮沉，丝绸之路像一条金线，初期在平城闪耀出现，后期又在晋阳亮丽盘旋，给汉唐间的民族融合抹上浓浓一笔。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对北朝时期的考古，它推开了认识北朝文化的大门，打开了了解外来文化之窗。新出土的北朝考古材料不断刷新着教科书上的记录，通过材料产生新的认识和解读，对于了解全国同期考古学文化作用很大。比如北齐绘画艺术因为材料保存的问题只能通过壁画来认识，然而北齐壁画大部分都在山西；再比如太原虞弘墓的发掘，曾掀起了世界对于山西发现的外来文化的研究热潮。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社会性的，一种是受环境资源制约的。探讨山西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更重要的是后者。山西的北朝考古学文化，围绕都城平城遗址，突出的就是它具有高度的政治含量和社会历史含量，对于探索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具有全局意义。研究北魏以及后期的辽代历史文化，山西大同的地位不能取代，它与另外一个北齐的别都晋阳古城形成南北两个系统，非常重要。至于它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山西，要把平城和邺城联系起来，把平城和洛阳联系起来。要走出平城，走出山西，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