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涿鹿黄帝城——“轩辕之丘”的文物考古之证

考定古史事发生地，从古代文献上做追根溯源、去伪存真的研究考证是重要的，但是，文物考古研究更加重要。在我们看来，文献研究，只不过是为文物考古做先行官，以避免文物考古走弯路。而文献研究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文物考古与时代断限，才能最后得到证实。现在，对于轩辕之丘这一事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历史遗址，还未作正式发掘。但是，其遗址表面保存较好，还是能够作一定程度上的观察与研究的，且其遗址自然出土文物很多，并有地下带文字的文物出现，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遗址的历史真实性。

第一，关于“阪泉”地理位置的出土文字之证。

涿水之源即是“阪泉”。阪，山坡之称。涿，流水下滴之称。“阪泉”与“涿水”之称的本身，就存在着因果关系，“阪泉”这一泉水之称的本身，就决定了这不是处于平野之地的一处泉水。然自《水经注》误指“阪泉”为“张公泉”，反将“黄帝泉”说成是“阪泉”以来，除了《括地志》、《怀来县志》、《涿鹿风物志》有正确的记载外，历代官修史志，多有沿袭《水经注》之误而作说者。黄帝泉不仅在平地，而且正处于黄帝所居的都城——轩辕之丘与蚩尤屯兵而筑、与黄帝对阵的“蚩尤城”(《山海经》记之为“凶黎土丘”)之间。史载黄帝、炎帝共同战蚩尤之时，炎帝屯兵驻于阪泉，因有“阪泉氏”之别称。若将处于两军对垒中间的黄帝泉说成是历史上的“阪泉”，那么，历史记载的“黄帝战蚩尤”就说不通，若按古战场遗址及地名的误释，就成了“炎帝战蚩尤”了。因为，记述和解释古战场上的具体泉水、城址等名称和地理位置，必须符合于战争中的军事部署与战争过程，不符合就是谬误。正因为有《水经注》等古籍的错误记载，就有古今学者对《史记》所记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产生怀疑，认为：“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①

1981年6月3日上午，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农民李仲祥盖新房挖地基，掘出了阪水弥勒禅寺寺主郭荣改葬墓中的文物一批，其中有“地券”一件，文字是用朱笔书于一个长37公分、宽25公分的板瓦之上，文中记述墓地地理位置以“阪水弥勒禅寺”为坐标：“奉圣州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西北之原，堪为墓地一方……”而在四堡村东南的上七旗河谷中一处当地称之为“弥勒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又曾掘出寺中铜铙、钹、铃、陶器、古钱币等文物，捡回唐代八角形‘尊胜陀罗尼’石刻经幢一件”②。这种石刻经幢自唐永淳盛

行于各地;根据郭荣改葬墓出土“地券”的文字记载，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改葬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根据阪水弥勒寺出土文物摆放整齐，钱币盛于大瓮之中，不仅数量大，而且毫无撒落于地的情况，说明此寺之毁，不是兵、匪、火所致，而是一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这，就是毁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七月己酉日奉圣州的毁灭性大地震。这就证明：至少从公元6世纪到13世纪，在阪泉之北1华里左右，存在过一座佛寺，寺名就依寺之所在阪泉水下，而称“阪水弥勒寺”。它还证明，涿鹿山北麓的阪泉水出泉后向东北流至古轩辕之丘的一段河水，当地人俗称“阪水”，而当其流过轩辕之丘城南汇入黄帝泉水后，流注于 水这一段便称之为涿水。由此可证明，《山海经》及历朝历代古籍所记载的轩辕之丘在涿鹿是正确的，晋代的皇甫谧于《帝王世纪》中说河南新郑为“有熊”国都，是编造。

第二，“轩辕之丘”的出土文物之证。

轩辕之丘的历史称谓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它的大体情况是：在有熊部落方国的历史阶段称作“青丘”，其所在地域名为“诸沃之野”或“有沃之野”;五帝时期先呼为“轩辕之丘”，后亦谓之“帝丘”，其所在之地曰“冀”;约从夏代以来依山而命城，谓之“涿鹿”。其所在地域也有史籍记为“冀州之野”，但多用“涿鹿之野”;战国时期为上谷郡属地，西汉初置县治于此城，县名从城名，为“涿鹿县”。西汉末曾一度更名“抪陆”，北魏中城废，县治移至其东南的矾山堡，县名不变。矾山实为后世讹称，实即古“鬴山”，司马迁于《史记》记作“釜山”。

轩辕之丘城毁后，城内变为耕地，其古代建筑、生产、生活遗物在农民世代耕作、年复一年地向外拾捡、倾倒处理之中，仍然拾捡不尽，各个历史时代的陶片还俯拾即是。同时也不断有地下文物自然出土。1957年1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说，河北省和涿鹿县文化部门，在涿鹿县城东南约五十多里的一向传说是“黄帝城”的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有石刀、石斧、石锛、石杵、磨用器及蜯器、陶纺轮等;属于生活用具的有残陶豆、陶鬲、陶鼎、陶缸、陶盆、陶甑等。建筑遗迹除原有的残城墙基址外，又在城址内中部塌陷的地方，发现板筑墙，板筑层有的厚18公分，有的厚25公分。在城址内北部还发现了各种板瓦、桶瓦、和带鹿形等花纹的半瓦当。涿鹿县文化部门和当地群众过去就曾在这城址内发现过石斧、带巨孔的敲击器，龟钮、蛙钮铜印以及各种古代钱币等。”报道中又说，根据以往和这次发现的文物，结合古史记载推断，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涿鹿城”①;1987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到涿鹿普查，在‘黄帝城’附近捡到石镞两枚，经鉴定是五千年前的遗物，正是黄帝时代的兵器”②;1994年至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郑光、陈星灿，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孟世凯、罗琨、王宇信等一批学者考察了轩辕之丘等遗址，安志敏说：“从地表看，大部分文物较晚，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这说明黄帝城延用时间较长”③;郑光认为，黄帝城发现的石斧，是“一种重要的礼器……这是很有意义的。”④

第三，“轩辕之丘”的时代确定。

由于轩辕之丘在历史上延用的时代较长，城内文物从仰韶文化时期到秦汉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遗物都有，而城墙从外观上看则是战国时期的建筑物，这就使人们很难在其城最早建于何时的问题上下结论。如此，不经过正式的文物发掘研究，虽然大家都心里有底，写文章正式发表，就谁也不敢十分肯定地说，它就是历史上有熊国都青丘、轩辕肇造文明国家之制后的中华第一个国都——轩辕之丘。不过，1997年，河北省社科院考古所对这一遗址再一次进行了调查，有许多新的发现;我们与郑光先生自1999年以来，又多次对城址及其周围相关遗址，以及桥山轩辕黄帝庙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地表察看，心里更有了底。只是因为没有经过发掘，不能详说。就是经过了发掘，在正式报告没有发表之前，也是不能细说的。

不过，笔者既不是考古学家，又不是历史学家，更不在社科研究部门供职，我们的研究属于“未入流”类，我们就说符合我们“未入流”者的实话：此是历史上的轩辕之丘无疑，将来的文物考古可以证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