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企业家》：山寨机之死

在主流品牌的低价机型轰炸和3G转型困难的双重夹击下，这一曾被视为“中国式创新”代表的通信业异类面临危机。

模仿创新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它们经常引发专利纠纷和诉讼，但在中国却演化成“山寨”文化。引爆“山寨”流行的是手机，比如从知名品牌变形而来的“Sumsang”之流，或是没有任何知名度的杂牌。在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这样的大型消费电子产品集散地，山寨机一度“占山为王”。但现在，山寨机开始失去一线阵地。中关村各大卖场的地下一层柜台里摆放的是水货iPhone和各种Android系统手机，华强北原属山寨机地盘的临街商铺也被品牌手机占据，甚至还有诺基亚的旗舰店。

从卖场的变化不难看出，曾红极一时的山寨机在经销商眼中的重要性正在消减。数字更清楚地勾画出山寨机的衰落。初步估计，华强北目前约有2000家山寨机厂商，仅为最高峰时期的1/5。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台，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放缓趋势很明显。从全球来看，iSuppli预计2011年山寨机全球出货量将达历史峰值2.55亿台，但对比2010年2.28亿台的销量，增长仅为11.8%，远低于前一年的43.6%。更让山寨机生产厂商担心的是，2012年山寨机的全球出货量可能首次出现下降。

山寨机以足够便宜的价格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功能、外观，吸引着中国数以亿计的草根消费者。比如诺基亚、三星和摩托罗拉的手机不可能出现震耳欲聋的8个喇叭或是被某个高僧开过光，山寨机却可以。“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一度是山寨机最引以为傲的特点，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在创新上的突破，让众多国际手机业者叹服。但这些剑走偏锋的卖点的出现和被追捧，完全是因为2G时代手机产品形态固化太久—当2G手机用了10多年完成从黑白屏成为彩色屏、从单音节铃声到MP3功能、从图片浏览到1200万像素照相功能等等进化之后，唯一能够再有变化并吸引消费者的只有外形和各种偏门功能。摩托罗拉红极一时的V3系列是大牌厂商在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山寨机能以更快速度、更狂野的想象在这条歧路上登峰造极。

当苹果在2007年以外形和界面极简单却有极丰富应用的iPhone，这一真正的破坏性创新开启智能和3G时代后，盛极一时的中国山寨机的末日警钟便已敲响。现在再没有人想要能开酒瓶的手机，人人都喜欢的是能下载应用、玩游戏、看视频的手机—不管它是正当红的Android，还是已趋没落的Symbian，又或者是尚未进入中国的Windows Phone平台，当然最好是iPhone。而这正是山寨机始终无法接上的短板。智能和3G甚至4G是通信产业明确发展方向，如果山寨机不能在2G时代利好出尽之前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转型，其消亡指日可待。

消失的推动力

2007年巴塞罗那移动大会上（MWC），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的王建宙放了一部短片，向全球其他国家的电信业者展示中移动员工如何在偏远山区搭建移动基站。短片放完，全场安静了十几秒钟，随即爆发出热烈掌声。掌声是献给冲在一线的中国移动员工的，却没有人想到，这些深入中国各级县市的中国移动基站不仅使全国都有稳定的手机信号，打开8亿人的农村市场，也为山寨机的爆发做了最重要的准备—低收入人群购买手机时最注重的是低价格、多功能的高性价比，这正是山寨机最擅长的。

中国移动为山寨机打开了市场，台湾芯片厂商联发科则是中国山寨机实现快速响应、超低价格的真正推手。2005年，联发科开始向手机厂商推广“交钥匙”（Turn-Key）模式，即将手机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低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山寨机公司只需加上外壳和电池，就能在联发科提供的芯片上生产出一部手机。当山寨机在中国遍地开花时，联发科创始人兼CEO蔡明介也成为“山寨机之父”。

现在，这两大推动中国山寨机极大繁荣的力量都在衰减。首先，很长一段时间内，山寨机攫取的市场主要来自于新增用户，现在中国手机市场虽未饱和，但增长空间已明显不如几年前市场空白很大时。工信部统计表明，截至2010年底，中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64.4部/百人，比上年底提高8.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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