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的公民责任与官民互动

已经连续三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通过网络与公众互动，并且每次都吸引了亿万网民的关注。而在“两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总理再次提到，“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恐怕没有人能否认，这里面的条件会包括“网络”。

“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在腾讯开通微博与网民互动，虽然随着会议结束，他也“暂别”微博。不过，短时间内引来超过30万粉丝关注，并且一度成为“两会”和网络话题焦点之一。其实，这么积极应用网络和媒体回应公众，已经不局限于国家领导人或地方大员，各级政府及其负责人不断尝试在公开、开放的平台上直面民意。在学者们看来，也正是借力科技的进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角关系中，让多方都能找到一个生气勃勃又理性有序的空间。

当然，在探索这样空间的同时，干扰和偏差也在所难免，这方面可能既有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问题，也有公众极端情绪和认知不足等原因。在最近的浙江“钱云会案”以及“微博打拐”等标志性事件上尤其表现明显，从2010年被公认为“微博元年”开始，几乎每一次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都离不开微博的传播，尽管不是每一起事件都因微博而放大或者发酵，但恰恰印证了“围观改变中国，关注就是力量”的神奇之处。

舆情考验政府应对

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日前发布的《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下称《危管报告》）就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每五天就有一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发生，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涉及全国29个省，其中河南、北京、湖北、广东危机舆情多发，而从行政级别来看，地市是危机舆情高发地带。不只是政府遇到类似舆情，同样是上述机构发布的《2010中国企业舆情与危机公关年度报告》显示，国内的企业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舆情事件的考验。

两份报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在应对舆情事件时，其管理水平和能力都还有待提高。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顾丽梅最近在承担一项《网络参与与地方政府创新》的国家级课题时所作的调查也显示，现今政府和公众或者舆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上述两份报告的负责人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谢耕耘就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各地政府需要加强危机舆情监测，提高危机舆情预警研判能力。对于企业而言，“相比过去几年，他们面对的舆情事件越来越密集和频繁，牵涉的企业为此花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不过，主要的问题还是企业应对舆情的方式不一定正确。”

确实，网民发帖曝光政府部门疏漏的帖子很多，传统媒体跟进批评也不少，但是获得积极回应还是凤毛麟角，甚至还可能面临“跨省”、“双起诉”招待。不过，前段时间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针对江苏省海门市审计局超标接待事件做出公开批示，他的积极回应源头就是网帖曝光和媒体批评。顾丽梅就赞赏道：“这一事件也可以说明政府正在突破惯有的处理方式，与公众互动呈现良性化发展的趋势。”

正如温家宝在2009年第一次在线与网民互动之时所言，“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而在今年2月28日的交流中，温家宝再次强调，“今后政府做什么？花多少钱？取得什么成果？都要向人民公开。人民可以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至于腐败。”

互动空间逐步扩大

《危管报告》选取了2010年72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通过与2009年60起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比较，发现2010年司法执法类危机舆情高发，同时，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官员（家属）不当言行是2010年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