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鬼”成信息泄露主渠道(2)

“社会基础服务行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留存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行业成为犯罪分子的‘唐僧肉’，也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一些从业人员除了利用管理权限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外，还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信息。”协创中心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怀胜举例说道，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批指导性案例中的“勾结前同事下载客户数据售卖换钱”一案，就是典型的内鬼泄露信息案件。

女职员龚某供职于北京某科技公司，由于工作需要，她拥有登录该科技公司内部系统的账号、密码、Token令牌，可以查看工作范围内的相关数据信息。而龚某与公司的前同事卫某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人商量售卖公司的客户数据赚钱：龚某提供账号和密码，卫某负责数据的下载和售卖，事成之后钱财各分一半。

2016年6月至9月，利用龚某提供的内部账号和密码，卫某多次违规登录内部系统，违规查询、下载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公司客户数据。后卫某将非法获取的电子数据交由薛某通过互联网出售牟利，获利共计3.7万元。最终，法院对卫某、龚某、薛某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进行定罪处罚。

“本案的意义在于对超出授权范围使用账号、密码登录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认定为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而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后下载其储存的数据，可以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李怀胜分析说。

打击个人信息犯罪黑产制度环境初建成

事实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仅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且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存在密切关联，甚至与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相结合，成为这些“下游”犯罪的源头。

中国互联网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网民因信息泄露、诈骗信息等总体损失约805亿元。

“孤立的个人信息只涉及个体利益，但是海量的信息集合则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捆绑在一起，因此必须站在网络安全的高度审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报告》提到，频繁出台的网络安全政策和法律法规，客观上给治理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环境。

例如，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方面，2016年年底，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台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2017年4月，国家网信办颁布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数据出境的原则、安全评估办法、不得出境的内容、数据出境管理机关等进行了规定。

此外，《报告》指出，刑法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黑色产业链，也有相应规制策略，针对黑色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有的放矢。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将网络产业链的平台提供者、犯罪帮助者等都纳入处罚范围。

侵害行为的紧迫性亟待立法回应

“网络黑色产业链的上下链条的参与者，包括代理商、投放广告者、提供支付结算帮助者、提供互联网接入者等，理论上对其处罚都是依法有据的。”李怀胜说，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中，刑法保护体系是最为有力的，但总体来看，我国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缺乏系统性。(责任编辑：方向)